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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退休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之二)
来源: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01日    浏览次数:
 

邓小平退休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二)

倪德刚

  第二件大事,主导十四大,选定接班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后继有人。

  说实话,党的每次代表大会都很重要,但决不都是同等重要。不同等重要的关键,要看大会所解决的问题、所确定的事情是否具有长远战略性和历史转折性。

  判定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程度主要有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理论问题,一个是人事问题。理论问题主要看,大会提出了什么新理论,确立了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从实践角度分析,要有重大的、长远的实践价值,既能解决当前实践的新课题,也能解决未来实践的新难题;从战略高度和历史趋势角度分析,要有全局的、未来的理论价值,既能解决当前的战略发展的理论问题,也能解决未来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人事问题主要看,大会选谁当一把手,核心领导集体如何构成,即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具体地说,总书记在任期间能否有作为、能否善始善终。有作为,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基本路线,就是在实践和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善始善终,从身体角度说,任内不出大毛病或去逝;从政治角度说,任内不能犯大错误或危害党。政治局常委主要看是否团结、是否有战略性的接班人。常委必须团结,若搞分裂,国内必然大乱;常委中必须有战略性的接班人,为未来储备合格的、放心的、优秀的总书记接班人。

  以上述两条标准来衡量,新中国成立之前,一大是诞生之始、开山之作,无论怎样评价其重要地位都不过分。二大至六大各有其长短,哪一次大会也不符合这两个标准。新中国成立之后,八大召开时均符合这两条标准,但随后不久,理论和确立的指导思想都变了(到“文革”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一把手没变,但没“善始善终”(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政治局常委分裂了(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接班人(刘少奇、邓小平)也没“善始善终”。九大至十一大都不够格。十二大、十三大,基本符合理论标准,但众所周知,不符合人事标准——胡耀邦、赵紫阳在总书记岗位都没有“善始善终”。只有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七大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四大够格。七大不必多说,十四大可以多说几句。

  理论标准之一,十四大第一次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作出三项重大决策之一,就是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总纲明确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江泽民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66页)

  理论标准之二, 十四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四大的主题,具有重大的、长远的实践价值和全局的、未来的理论价值,是当之无愧的具有战略指导和历史发展转折意义的革命性的理论创新。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称之为“十四大的主题”。(《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48页)

  人事标准之一,总书记——江泽民,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四大党的代表大会的再次正式确认,再到十六大的13年,至于其实践和理论作为,其任内领袖风范,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他们的工作是胜任的,方向、路子是正确的,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 (《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367页)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说:江泽民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人事标准之二,政治局常委,自建党以来,十四大选出的七位常委开了自始至终团结、任内善始善终的先河。特别是自建党以来,第一次成功地开创了在政治局常委中储备未来总书记接班人的先例。我们说第一次成功,其一,毛泽东没有成功。从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到华国锋,不是他搞掉了接班人就是接班人想搞掉他;不是不争气,就是扶不起来。其二,邓小平开始也没有成功,但最终成功了。开始没有成功是他选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没有“善始善终”。最终成功的是:他不仅在职时亲自选定接班人——江泽民,而且退休后还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超乎寻常的任务——选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锦涛进入政治局常委。

  当然,十四大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特殊时期起过特殊作用的特殊机构,这也凸现了十四大的特殊意义。

  十四大之所以可以与七大相提并论,关键就在于成功地解决了理论和人事问题。成功解决的关键在于邓小平亲自主导了十四大。

  关于十四大的理论主题。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时明确表态:“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还出主意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47-1348页)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1985年10月23日在回答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提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时,邓小平就初步阐述了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1987年2月6日在同中央几位领导谈十三大筹备和报告起草问题时,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十四大前的南方谈话,进一步论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十四大的理论创新主题是邓小平明确提出和确立的。

  指导并亲自修改十四大报告。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用两天时间审阅了十四大报告,在同意报告基本构架的同时,对报告作了细致、精心的修改。

  关于农业问题,邓小平的修改意见是: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巩固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我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同志说他都赞成,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

  关于报告对自己功绩评价问题,邓小平修改的意见是: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但绝不是一个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报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要写得合乎实际。

  关于报告其它部分的具体问题,邓小平的修改意见是:报告第二部分的第三个问题,把农业和第三产业放在一起讲也有道理,这里实际上是讲产业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提高第一产业的质量,调整第二产业的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兴起。提高第一产业的质量,具体的内容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调整产业结构是个大问题。最主要的是调整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创造利润最多。

  报告第二部分的第八个问题,所讲的文明素质,没有确定的标准,但总的说起来,我们国家的社会文明素质要比别的国家高,单单说救灾,哪个国家能做到我们这样?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不能定高了,还是要提倡节约,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但是必要的消费又不能卡得太紧,限制太死,否则就没有刺激了,没有市场了。日本人的经验是高消费刺激高生产。我们办不到,我们基础弱。我们可以提用消费来刺激生产。

  报告第二部分的第六个问题和第四部分,讲我们党和国家历来的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具体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问题不要丢,要加几句。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用宪法的语言来表述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

  报告第三部分,讲世界范围的问题,不要单写欧洲。世界局势还要观察好多年。集中批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报告稿提到的军队建设问题,邓小平说:中国的武装力量,人数可以减少,但是质量要提高,不能削弱。中国是个大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军队的问题是加强装备,加强作战指挥能力,提高战斗力。

  查阅《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对十二报告和十三大报告,都没有亲自具体、细致地修改过,十四大报告,可以说是邓小平一生中唯一一次精心修改、仔细修改,具体指导、严格指导的报告。通过其修改、指导的具体意见,足见邓小平是如何重视、看重十四大报告及其这次大会的历史价值和伟大意义。

  对十四大的高度评价和高度重视。邓小平是十四大的特邀代表,但没有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也没有出席会议期间的任何一次会议。但邓小平的评价和实际行动充分说明了十四大的特殊意义。大会开幕时,在家听完江泽民的报告后,邓小平称赞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看了闭幕式后说,真是群情振奋!十四大闭幕后的当天下午,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来到人民大会堂,同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一起,与出席十四大的所有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对江泽民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邓小平对十二大的评价并不多,对十三的评价主要在1989年“动乱”后,强调十三大一个字不能动,连语言都不能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的多。从这一点,我们更鲜明地看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自己生前最后设计的杰作——十四大的满意程度!满意的杰作并不仅仅是对十四大的理论和报告的满意,关键是对人事安排的满意!

  关于十四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我们常常用高瞻远瞩来形容伟大人物的伟大,伟大人物的真正伟大不仅仅是自己所作所为的伟大,真正的伟大是对高瞻远瞩的伟大决策所做出的伟大决定。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中华是伟大的,但对秦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决策是渺小的;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伟大的,但选择蒋介石接班又渺小了;斯大林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消灭德国法西斯是伟大的,但选择赫鲁晓夫接班是渺小的;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是伟大的,但接二连三选错了接班人又渺小了。邓小平是一个伟大到底的伟大人物!在选人、用人这个问题上,邓小平超过了毛泽东,超过了列宁。

  毛泽东明知自己所选的接班人有问题,但都没有及时撤换掉。毛泽东原本是真心实意地让刘少奇接班的,到了“文革”又真心实意地把刘少奇打倒了。在接班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最为悲惨。真正作为接班人的第一个是林彪,林彪1970年联合陈伯达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逼迫毛泽东重设国家主席职务的阴谋,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还没动手,林彪先动手了,未果,跑了。可见毛泽东选林彪不仅仅是走眼的问题,而且是选了一个杀手接班。王洪文是第二个。毛泽东在世时,王洪文的能力、素质尤其是人品,毛泽东也是一清二楚的,他多次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小圈子、小帮派,王洪文就是不听,不但不听而且残害忠良。但是,毛泽东也没有及时撤换他,这是毛泽东选人的又一大失误。至于华国锋,算是毛泽东在世时所选的“最成功”也是最顺利接上班的接班人。对于华国锋的能力,毛泽东在世时也早就心知肚明,不然的话,毛泽东为啥指定叶剑英辅佐华国锋呢?华国锋的结局,大家都清楚,用邓小平的话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

  毛泽东与人打了一辈子交道,唯独在选接班人这个问题跌个大跟头,险些丧命。

  列宁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同样犯错误。他明明知道斯大林不宜担任总书记,但还是让斯大林接了班。读过列宁晚年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逝世前在《写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评价,他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决不能容忍的。他还说,斯大林急躁、喜欢采取行政措施,并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就行,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明明知道,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既粗暴、又急躁,并明确说要换掉斯大林,以当时列宁的威望、地位和权力,在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时,是能够撤换斯大林的。但列宁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撤换,这既成了历史之迷,也成了列宁的一大缺憾。至于斯大林的是是非非,另当别论,至于列宁明知斯大林不称职、并明确提出撤换斯大林,为啥没换成,也另当别论。当论的却是邓小平!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石油大王哈默时,哈默说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主席拯救了中国,邓小平回答说:“我同列宁不能比,列宁的形象是高不可攀的。”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11页)邓小平谦虚了,分什么事与列宁比,看什么决策与列宁可攀。在对待有问题的接班人的问题上,在选择未来接班人的问题上,他当然可比、可攀。

  在对待有问题的接班人的问题上,邓小平决不含糊、决不手软,该撤的撤,该换的换。3年内连续撤换两位总书记,其魄力、胆略、果敢远远超过了毛泽东、超过了列宁。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更是超过了毛泽东、超过了列宁。

  成功选择了接班人。从苏联的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在解决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一个成功的,不但不成功而且都成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朝鲜、古巴解决接班人的方式是众人皆知的。至于我们党,邓小平以前的任何领导人也都没有成功的先例。邓小平选择了江泽民,实践和历史已经证明,选择了一个新时代——江泽民时代!

  成功选择了隔代接班人。十四大召开前,邓小平在南巡途中多次明确提出要找更年轻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他说:“要挖掘人才,要不断造就人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做这件事。”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38页)“干部要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39页)“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十四大筹备期间,邓小平两次在住地单独同江泽民谈了大会筹备事宜,一次是1992年6月12日,一次是7月13日。这两次单独谈话,《年谱》都没有明确记载邓小平关于十四大的人事安排的具体建议。《年谱》记载了十四大召开的前一周,10月6日邓小平就中央军委人事安排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尽管《年谱》没有记载邓小平提议胡锦涛进政治局常委,甚至连一次邓小平与胡锦涛单独会面、会谈,或评价的话也没有记载。但邓小平选定胡锦涛进政治局常委,以做未来总书记的接班人,这是中外公认的事实。胡锦涛十四大当选政治局常委不满50岁,选50岁以下的人进入中央高层领导班子,是邓小平多年的想法。12年前,在1980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说:“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5页)

  我们说选择隔代接班人,一是从胡锦涛的年龄上说的,二是指第三代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邓小平有生之年同时成功地选择了两代接班人、特别是隔代接班人,是一个伟大的英明决策。(作者系中央党校科研部协作处处长、博士)

来源:《重庆党校报》2009年2月15日第一版

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网站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