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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退休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之三)
来源: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02日    浏览次数:
 

邓小平退休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三)

倪德刚

  第三件大事,南方谈话,再造乾坤,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奋勇前进。

  对于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讲话,有的叫南巡谈话,有的叫南方宣言。不管怎么称呼,这次讲话的意义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评价其是一次思想解放,是一次理论革命,是一次历史转折;是邓小平的政治宣言,是邓小平的政治遗嘱,是邓小平的政治箴言,等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南方谈话,重申和强化了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途命运的生命线、根本线、保证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运的生命线。30年来,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我们闯过的所有险阻,全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坚定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说: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运的根本线。作为思想路线核心内容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与时俱进。三者紧密相联、密切相关,融为一体、一体一致,一以贯之,谱写出了曲曲理论新乐章,创造出了篇篇实践新篇章。无论怎样评说思想路线的作用、价值、意义都不过分,没有这条决定我们命运的根本线,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也更不会有美好的未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一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党的组织路线,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运的保证线。对于组织路线的重要性、决定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说的很清楚:他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干部“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南方谈话,破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前进的两大历史性课题。

  改革到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两个根本问题不回答、不彻底解决,改革就会半途而废,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寸步难行,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就会失败。这两个问题的确是历史性的大难题。邓小平坚持按照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做事,从理论上破解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发展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两段话都不长。就是这么短短的两段话,其理论能量、实践价值,其历史性、革命性的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说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历史性、革命性的。

  其一,廓清了社会主义真面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思之良久。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没有真正搞清楚。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首位,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必然牢固、坚实;生产力发展起来了,剥削、两极分化问题自然能解决;生产力发展起来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能最终实现。这不是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趋势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关键或者核心,就是两条,一条是发展生产力,一条是共同富裕。简单地说,只有一心一意搞好生产力的发展、真心实意搞好共同富裕,才符合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要求。符合本质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真正回归、人间正道的真正回归、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正回归。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出了列宁以后的所有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

  其二,扭转了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列宁以后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无一例外,总是从生产关系或政治运动角度看待、对待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邓小平返朴归真,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搞建设,他说:“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邓小平年谱》上卷,第563页)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629页)邓小平的路子走对了,他的方法、手段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应该说,从1975年治理整顿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以改革开放为方法、手段,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历经近20年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才最终在理论上做出历史性、革命性的创新——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重新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要求、基本原理——发展生产力的正轨上。

  我们说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历史性、革命性的。

  其一,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以往的思维定式,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二者如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其实,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的长短,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长短。本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产生以来,世界就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纯粹的计划经济。邓小平对这一点说的很清楚:都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能否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呢?能否把二者的优点、长处结合起来,把二者的劣势、短处避开,创造出一个1+1大于2的新模式呢?这是一个破天荒的想法,谁敢于破了这个天荒,谁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经济体制的革命。邓小平南方谈话破了天荒,完成了这场革命。邓小平创造出一个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

  其二,实现了一次经济体制的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深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具有历史性、革命性的意义。如果只有市场经济之名,没有市场经济之实,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如果只有社会主义之名,没有社会主义之实,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更不能使中国的经济健康地发展起来。邓小平不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万事大吉了,而是在南方谈话和谈话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和说明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有三段论述至关重要。

  第一段论述,在南方谈话中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段话有气魄、有胆量,是真心诚意搞市场经济的具体措施。不搞这些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东西,算什么市场经济。对了,就干;错了就改。这就是邓小平一贯的风格。

  第二段论述,在南方谈话中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1992年12月18日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56-1357页)怎么理解和解决邓小平所说的,发展到一定程度要考虑分配问题?怎样理解和解决总会有一定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怎样理解和解决少数人富有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尤其是怎样理解和解决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打“内战”?这决不是小问题,1987年5月会见外宾时邓小平就说:“中国是又大又小。大,就是人多,地方大;小,就是很穷,底子薄。到了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实现第三步目标,我们中国人就可以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对了。如果搞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于还摆脱不了贫困的状态,可能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得很好,但是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要重新提出闹革命。所以,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186页)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弟弟邓恳谈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极为重要,很多人没有仔细看和认真研究《邓小平年谱》中关于分配、特别是如何解决两极分化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确是高瞻远瞩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弊端就是两极分化,邓小平在提出市场经济的同时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不仅指出,而且还具体地提出什么时候解决,用什么办法解决。

  第三段论述,在南方谈话中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93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3-1364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有人说,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有人说,在市场机制上;有人说,在资源配置上;有人说,在宏观调控上;有人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有人说,在分配制度上,等等。都有道理,但都没说到点子上。邓小平一语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民主专政,还谈什么市场经济、法制经济、竞争经济、诚信经济等等,早就乱了套。我们应该好好品味一下邓小平的这句话。

  ——南方谈话,确立了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的标准。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本来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富强起来。可是总有一些人出来捣乱,动不动问一问,这个东西姓“资”还是姓“社”呀?这一问就麻烦了。不回答,搞死你;回答,没个标准。30年来,围绕“资”和“社”的问题,没少折腾,损失不小。邓小平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前,1978年2月1日他在听取时任四川省委工作汇报时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邓小平年谱》上卷,第261页)邓小平退休后,一点也不糊涂,不解决这个问题寸步难行,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可能夭折。谢天谢地,必须谢谢邓小平,他在南方谈话中彻底解决了这个历史性的大难题,他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源于实践标准。南方视察到上海时邓小平说:“实践这个标准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40页)实践标准过于宽泛,他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后,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不够具体,1980年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年谱》上卷,第629页)1983年指出:“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最终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30年来,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所走的每一步、所取得的每一步进步,既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又是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行事的结果。我们坚信,在未来的若干个30年里,只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和执行“三个有利于”标准,必定谱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

  ——南方谈话,最终把中国发展的道路牢牢巩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开辟、探索、固巩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决非易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正式提出到1992年南方谈话整整10年,实际上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14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条道路曲折发展的见证人。邓小平南方谈话前,这条道路曲折到什么程度、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和经历哪些惊心动魄的曲折,我们历历在目。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条道路最终定型、最终巩固下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

  判断一条道路是否最终成型、牢固,有好多标准,概括起来,我以为主要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基本路线。路线决定道路,有什么样的路线就有什么样的道路,道路是路线的展开、路线是道路的核心。没有正确的路线就无所谓正确的道路。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曲折于十三大前后,磨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最终定型于邓小平南方谈话。自南方谈话后,历经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的基本路线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从未动摇过。历史告诉人们,路线的命运就是道路的命运,南方谈话前,我们的路线、道路,曲曲折折、千难万险;南方谈话后,我们的路线、道路,坚定不移、高歌猛进。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理论和实践表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根本上解决了基本路线不动摇、不能动摇的问题。

  邓小平是怎样从根本上解决不动摇、不能动摇的呢?有四条。第一条,邓小平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二条,邓小平说,不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三条,邓小平说,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谁就会被打倒。第四条,邓小平说,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关键、死路、打倒、军队、政权,这不是普通的词儿,其分量之重、含义之深、决心之大,众所周知!

  其二,基本理论。道路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没有理论指导的道路寸步难行,没有道路上的实践新探索创造不出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行进而不断创新。这一理论完善于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共六个部分,所涉及的思想极为广泛,既有以往理论的总结、升华,诸如党的基本路线论、思想路线论、组织路线论、台阶论、“两手”论、不丢老祖宗论等。也有创新性的理论,诸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第一生产力论等。无论是总结、升华还是创新,其实质、主题极为鲜明、突出,即高度概括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用邓小平自己在南方谈话中的说法就是:“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其三,基本道路。路线、理论的正确与否决定着道路的命运。错误的路线、低劣的理论,道路决不会宽广、长远;正确的路线、科学的理论,道路会越走越宽广、前景会越来越美好。从理论上分析的确如此,然而在实践中,是不是以正确路线为核心、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道路会自然而然地、一帆风顺地越走越宽广、越来越美好呢?这就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判断一条道路是否成型、牢固,还要从道路的稳定性角度加以具体考察。

  我们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南方谈话前不巩固,出现过四次风险。

  第一次,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真理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大决战。这次决战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党和国家走什么路的问题。真理标准的最终胜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的路线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这一时期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走什么路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三中全会道路与极“左”道路、极右道路的大决战。这次决战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党和国家能否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三中全会道路。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毫不动摇地走三中全会道路,为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第三次,从十二大到1989年动乱。邓小平最大的创新是十二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二大召开后的第四年,1986年12月学生闹事,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十三大召开后的第二年,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1989年6月23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领导职务。这两个事件、这两位总书记的下台,都因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而起,都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力而下。这些事件的实质是资本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和较量。邓小平曾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他还强调,整个现代化建设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第四次,从1989年动乱到南方谈话。从1989年发生的动乱可以看到,国际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1989年发生动乱之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反民主社会主义,是必须的;但如何正确地反、反到什么程度,却是一个大问题。在“三反”过程中,国内一股极“左”思潮乘机沉渣泛起、借“三反”之机纷纷粉墨登场。他们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一切罪责归罪于改革开放。是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所谓的社会主义老路?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三反”为中心?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停滞或倒退?面对这两条道路、两个中心、两个目标、两种价值观,怎么办?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而坚定地说:基本路线动摇不得。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次南方谈话,使中国的发展方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轨上。

  南方谈话前的十四年,围绕中国走什么路这个根本问题,四次风险、四次生死搏斗,可谓惊心动魄。四次斗争的结果,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得以巩固下来。从南方谈话至今,我们在基本路线的执行上、在高举旗帜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上,没有任何动摇过,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作者系中央党校科研部协作处处长、博士)

来源:《重庆党校报》2009年2月28日第三版

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网站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