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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习近平从严治党对比研究
来源:  作者:闵雪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12日    浏览次数:

 摘 要: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发展史上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将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作为战争与革命时期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常态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习近平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使命之下,从严治党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可归纳为:严育思想和严创制度相结合、严肃生活和严管干部相结合、严明纪律和严抓作风相结合、严担责任和严遵规律相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习近平;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15)05-0000-08

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党建思想中无处不体现一个“严”字。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保证,是“新常态”下治国理政的重大举措,是确保党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重要方针。“全面”二字体现内容上涵盖党的建设五大方面;主体上覆盖党中央及各级组织的所有党员干部;实践上强调狠抓落实,把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

 

1 严育思想和严创制度相结合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从严治党,思想是根本。“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从严治党,制度是保障。思想建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和优势,但严育思想所把握的核心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毛泽东在严育思想建党过程中强调的核心问题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在严育思想建党中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毛泽东在制度治党方面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要求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建立干部选拔制度、完善党委会、扩大党的民主制度等。他长期强调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警惕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歪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在党内履行集体领导的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与党的制度建设分不开。习近平则强调建立务实管用、功能性强、执行力高、群众认可、严肃权威的制度,将权力关在笼子里。他重在创建对权力运行能够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法律和制度,强调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

毛泽东严育思想建党的“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严厉批评党内的错误思想,要求用马克思理论武装全党。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针对机会主义、冒进主义等思想问题,提出“在党内,加紧教育”[[1]]75的方针。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他针对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相应的纠正办法,首先就是“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1]87、“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1]88……遵义会议后,居于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始终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要求全党加强理论学习。他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533二是严格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强调在理论学习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2]533他强调:“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是科学的结论。”[[3]]801三是严肃思想学习态度,做到永不自满。毛泽东在思想学习的态度方面强调:“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2]535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作用:“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1094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同样强调:“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4]]327建国后,毛泽东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在凝聚党的力量、保证党的纯洁性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1]278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强调,“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为” [2]528,并制定了贯彻“任人唯贤”路线的干部选拔制。他还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2]529194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在全国胜利在望之际,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5]]1340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5]1444他还具体提出十二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来提高工作水平。

习近平严育思想建党主要针对当前党内思想的“总开关”没有拧紧的现象,强调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习近平认为,党员干部“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6]],而目前思想滑坡的最危险问题是理想信仰滑坡。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仰决定事业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7]]160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呈现转型时期特有的复杂性和多异性,而思想建设却相对滞后,党内出现了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追求个人利益,以致丧失理想,抛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象。部分党员干部被扭曲的政绩观蒙蔽了双眼,思想建设既不能在经济效益上体现又不能在政绩上凸显,所以曾一度被搁置甚至被停滞。殊不知,信仰淡化思想松懈是沦为腐败分子,走向罪恶深渊之根源所在。因此,习近平一再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在精神上“补钙”,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始终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8]]80习近平还强调思想建党不是一时之举,而应常态化,思想上的灰尘要经常打扫,“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制度化,“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科学化,“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6]。

2012年12月,《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启习近平严创制度治党的序幕,随之细化八项规定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增强了制度的务实性,实现了党风、政风及社会风气的陡然好转。2013年5月中央纪委下发《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清退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自行清退所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2013年5月27日,经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公开发布,我们党首次拥有了正式的党内“立法法”。这两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发布,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3年6月公布了《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要求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防止由收入分配不公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这是密切党群关系,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重要体现。2013年11月,党中央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 2017)》,对这五年党内法规的制定进行了全面部署,加快了走从严治党法治化道路的步伐。随后,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纪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监察机关特邀监察员工作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4年工作规划》《中共中央纪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 [[9]]等,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知》等。如此高频率出台党的建设的相关法律制度,前所未有。法律制度的数量、涉及范围、针对性及实效性体现为实、确、准,真正体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从严治党制度建设要求。习近平强调通过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8]136。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6]但紧接着他明确指出:“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简单化和片面性,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 [6]。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7次到古田会议会址,重温毛泽东建党思想,强调在制度治党的基础上着重思想建党,这与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一脉相承。

2 严肃(党的)生活和严管干部相结合

“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从严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治吏。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10]]300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最早使用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他在反对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时指出:“纠正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92习近平则强调:“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6]

党内政治生活也称党的生活,从广义上看,是指党内全部政治活动,包括党内组织体系、党内文化、党内政治关系、党内制度等内容。从狭义上看,主要是指党内的思想文化活动、党内领导决策活动、党内关系和党内制度、党内行为状态等。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训练的主要平台。毛泽东、习近平都强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都认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至关重要,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及本质特征。但二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形式有所不同,毛泽东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运动式”为主要形式进行整风;习近平以“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的“角色式”,强调政治生活是一种习惯、自觉和责任。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关键在于拥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和习近平在干部问题上都充分凸显了一个“严”字:从严任用、从严管理、从严约束……毛泽东按照“才德兼备”“任人唯贤”的路线对干部进行选拔和培养。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三严三实”,作为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

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确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的党的生活制度,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党内实施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2]528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1]]543毛泽东通过民主集中制来严肃党的生活,防止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通过开活动分子会、党员大会等丰富党的生活,通过整风运动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服务意识。毛泽东于1941年5月领导开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极大提高了干部、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3]1096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领导进行了多次党内整风,使广大党员干部一再受到思想教育,净化了党风和政风,党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都有明显改善和提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277毛泽东高度重视干部问题,在干部问题上他赞同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 [[12]]373,并提出一系列从严管理干部的政策,包括从严选拔、从严识别、从严使用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干部政策,在肯定了党十七年来培养了大批领导人才的基础上,强调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还需要更多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2]526。在革命时期选拔党的干部,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1]277。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领导干部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3]899。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要求“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 [[13]]309。在识别干部方面,“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2]527。在干部的使用方面,毛泽东坚决反对“任人唯亲”路线,坚持“任人唯贤”路线,重用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不谋私利者。关于爱护干部的办法,包括指导、提高、检查、说服和照顾。指导的原则是既放手工作又敢于负责,既适时指示又使其发挥创造性;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理论水平;通过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来检查干部工作;纠正错误的方式以说服为主,不能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照顾有困难的干部。毛泽东通过组织干部、培养干部、爱护干部、使用干部来从严管理干部,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优秀干部队伍。

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6] 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对党员具有教育作用、管理作用、监督作用和改造作用,对党的组织具有凝聚作用,对领导班子具有权威维系功能和民主决策功能,对全党具有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作用。因此,习近平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每个党员、干部的事,大家都要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6]一段时期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忽视党内政治生活,使之沦为彩排后的“完美话剧”,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缺失。习近平认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 [6] 。在实践中,习近平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党内政治生活在全党严肃认真开展起来。他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讲话中指出,通过这次党内政治生活,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教育,并且能够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反映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力整治;探索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更加完善,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得到增强;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因此,这次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是极其必要的,其重大意义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2014年3月,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提出了“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之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这一活动丰富了党内政治生活,教育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巩固和拓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腐力度前所未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领导干部因违犯党纪国法而落马,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随之出现了“为官不为”的问题。习近平严肃批评这种思想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他强调,现在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必须“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6]。习近平明确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8]336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习近平在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7]162。怎样成长为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 [7]163。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 [7]163。在具体机制上,习近平强调要有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认真研究干部工作公开机制、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机制,组织工作落实到实处,为国家培养一批好干部。

 

3 严明纪律和严抓作风相结合

 

“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命运。从严治党,凭什么治?就靠严明纪律。“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8]131毛泽东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重要论断,邓小平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有“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的从严要求。

毛泽东强调党的纪律主要抓军队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习近平首先抓政治纪律,“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8]131。从严治党,就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毛泽东把党的作风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来抓,他通过总结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聚焦主观主义、宗教主义和党八股进行整风运动。习近平聚焦“四风”问题,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效遏制了当前党内盛行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

建党初期,毛泽东完全赞同蔡和森关于党的纪律的论断——“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14]]1601937年,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批评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指出它们“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强调必须反对自由主义,维护党的纪律,才能把政策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才能不发生隔离。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治工作基本原则有三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觉纪律和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毛泽东在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特别强调部队的纪律,要求“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2]434。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时,重申了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2]528。1942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四个服从”,批评党内的宗派主义闹独立性,强调“要提倡顾全大局”[3]821。毛泽东强调:“四个服从”是党的最重要的纪律,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应该一以贯之。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论述“人民战争”问题时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3]1039毛泽东对党的纪律要求同对军队纪律要求是一致的,通过严明的铁的纪律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1938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明确提出:“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15]]2132-2133毛泽东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等文章中,1941年,毛泽东“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3]795。1942年,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3]812,并通过整风运动肃清了党内的错误思想。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3]1093-1094。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强调:“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1438-1439毛泽东严抓党的作风,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

习近平同样也反复强调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 [8]132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章,牢固树立党章意识,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8]132。一段时期中,有的党员干部对纪律规定置若罔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的党员散步违背党的理论的意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有的党员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央唱反调,甚至制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的形象;有的党员对搞“四风”毫无顾忌,对搞腐败心存侥幸,我行我素。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个别党员干部身上,但是对党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8]764除了政治纪律,还要抓党的组织纪律。“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增倍。”[8]765严明组织纪律包括切实增强党性,切实遵守组织制度,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

为严明党的纪律,习近平还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6]。他还明确指出严明纪律的前提是有纪可依,“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防止脱离实际、内容模糊不清、滞后于实践”[6]。习近平真正把严明党的纪律落实到了实处。

习近平还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他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就因为党具有优良的作风。但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外界诱惑增多,加之现行体制不完善,导致部分党员作风发生变异。习近平强调:“作风问题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7]166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6]党员干部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服务意识为人民群众谋利,“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16]]123。只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党的作风就有了根基。

另外,习近平还重视抓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要求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国奢则用费,用费则民贫。”部分党员干部奢侈、浪费现象的确触目惊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八项规定”,整治“会所歪风”,狠刹“舌尖上的浪费”等措施,遏制了党内的奢靡之风,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但习近平清醒地提醒全党:“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 [6]。必须通过作风建设的严抓不懈,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4 严担责任和严遵规律相结合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严治党,责任必须落实。“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从严治党,必须深入把握党的建设规律。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救亡图存、向人民负责、进行党的建设的责任。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有团结全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责任。他指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8]84毛泽东善于探究客观事物及实践活动的规律性,以实事求是精神研究中国战争、革命及建设规律,开创性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规律。习近平在深刻认识党的建设规律基础上,挖掘从严治党规律,要求全党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和时效性。

193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是领导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183。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 [2]371。1937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发展的状况,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 [2]397。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便是为的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2]519。在提到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时,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2]521-522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毛泽东提到:“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2]632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2]651。“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2]652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5]1128

毛泽东善于把握对实践活动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具体规律。如对战争,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论述了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更是探索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的伟大开拓者。在从严治党方面,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认真研究现状,学习国际的经验,更好地认识党的性质和阶段性任务。他指出:“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没有系统的……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3]796因此他提出要将研究现状和研究历史相结合,国内和国际的研究相结合,“有的放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并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3]801

习近平认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名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习近平强调,责任担当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强化矢志不渝的政治担当、攻坚克难的改革担当、无私奉献的为民担当、恪尽职守的职责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17]]。一段时期中,党的建设工作之所以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策、制度等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上。另一个更重要原因则是对党建工作本身的忽视。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抓党建不如抓发展那么能凸显政绩,于是导致党建工作流于形式,导致越来越多干部走向腐败深渊,以至“法不责众”。习近平强调:“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6]他要求“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6]。他强调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他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6]119

习近平的从严治党,也是建立在尊重党建规律的基础上的。他强调,包括党建在内的工作“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他在多个场合阐述了认识规律的意义,提出中国共产党对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体现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个方面。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老党大党,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的规律。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18]]66他强调要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经验,深刻认识和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6]。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能力的提高。习近平强调,要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全党必须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是从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对从严治党的规律性的更深揭示。

毛泽东从严治党,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号召力,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习近平从严治党,一定能够“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身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8]701,解决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历史性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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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8.

[[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9]] 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汇编[M].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

[[10]]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2]] 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5]]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7]] 张庆黎.敢于责任担当 不辱历史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责任担当的重要论述[N].人民日报,2014-05-07.

[[18]]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