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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新常态”下的网络反腐:绩效、困境与完善(上)
来源:《探索》  作者:李俊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23日    浏览次数:

摘 要:当前,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治腐的政治新常态,以其长效性、主动性以及全覆盖的内涵凸显出积极效应,得到民众和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共同推动。它在提升公民参与政治的效能感、监督和规范公共权力运作以及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等方面表现出特有的价值绩效。但网络反腐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制度缺位、平台滞后、反腐主体素质参差不齐等种种困境,阻碍着网络反腐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探索出破解网络反腐困境的路径,加强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平台建设以及主体素质提升,充分发挥网络在反腐运转上的积极效应,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新常态;网络反腐;绩效;困境;完善

中图分类号:D035.4; 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

当前,随着高压反腐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网络反腐备受关注。它不仅是反腐倡廉的有力支撑,而且已经成为了治腐的政治新常态,既得到了民众的普遍响应,更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积极认同和制度支持。200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理机制”。2010年1月中纪委强调,要“拓宽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渠道,加强反腐倡廉与网络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处置,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要求“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由此可见,互联网作为信息化时代的反腐新手段,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已成为反腐的“神兵利器”,其重要性日趋凸显。2014年12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开通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栏,同日,中央国家机关举报网站正式开通,表明我国反腐败领域的网络正规军基本建成,标志着网络反腐进入新常态。由此,反腐实现了间歇性和运动性向常态性和长效性转变,实现了倒逼性向主动性转变,实现了选择性向全覆盖转变。并且,这种常态性、长效性、主动性以及全覆盖的反腐已经成为新时期网络反腐新常态的基本内涵。王岐山在2015年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总结道:“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提高工作透明度,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作用,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然而,网络反腐也是一柄双刃剑,网络以其信息碎片化、监督主体大众化、揭露腐败便利化、议题设置多元化、腐败信息发布实时化等特点在带来反腐工作巨大成效的同时,也使得网络反腐风险与机遇并存,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推进网络反腐制度化、规范化的常态运行,进而实现体制外反腐和体制内反腐的有效对接,就成为党和国家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1 网络反腐运转的绩效

    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68 亿,手机网民数量达到5.9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伴随网络技术和应用的迅速普及和发展,中国的互联网舆论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网络已经成为民众监督政府和反贪拒腐的最前沿阵地和重要渠道,展现出了独特的价值优势。

1.1 提升公民参与政治的效能感,推进政府廉政建设

在科层制组织结构下,高度集权、等级森严、垂直管理的政府运行模式造就了传统社会信息的垄断局面。信息资源严格控制于政府手中,并只能以线性的方式在各层级政府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网络的出现动摇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垂直性和封闭性,突破了传统社会公民参与政治途径和渠道单一性的障碍。“距离不再限制通讯成本的现象……将会改变人们在居住和工作上的选择,改变国界的观念和国际贸易的方式。距离的消亡意味着依赖于(计算机)屏幕或电话,任何活动可以在世界的任一地点进行。”[1]互联网传播的分散式技术特性使得互联网高度灵活、四通八达,地方政府很难像对待传统媒体那样将互联网禁锢起来,通过控制互联网来限制信息的传播和流动。公众只要坐在家中,鼠标一点就可以跨越时空限制,绕过科层制中间环节的“层层把关”而把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腐信息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甚至直达顶层。网络的交互性又使得网络爆料经过网民评论、发酵、媒体介入等环节而相互碰撞、激荡形成强烈的舆论风暴,对政府处置腐败事件产生巨大的压力。调查显示,对网络曝光的腐败事件,迫于众目睽睽的巨大舆论压力,政府的回应通常极其迅速而有效,大多数被网络曝光而发展成网络公共事件的腐败官员基本都得到了查处。从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前后仅用63小时;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因“离婚保证书”曝光而被立案调查,只用了12小时。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3年2月爆出的180例网络反腐事件,85%得到了相应的处理[2],久拖不决或置之不理的情形很少。网络导致的这种信息传递路径的颠覆性变化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倒逼机制,往往给腐败以客观的致命一击,使得政府官员不敢腐。网络反腐通过让公民亲身行使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监督权,亲自参与网络反腐各个环节,眼见腐败官员如何因自己的参与而哐当落马,能够增强公众参与政治的效能感,进一步激发和提高公众参与政治的更大热情和积极性,激起网络反腐的巨大风暴,最终推进党的廉政建设。

1.2 监督和规范公共权力运作,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3]45。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基本价值观、社会财富和权力来源的变化,使得腐败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发展进程中普遍的突出问题,反腐也因此成为事关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然而,“反腐败没有药到病除的良方,需要一点一滴地改造,在社会结构中不断增加透明和制衡两种精神”[4]。网络反腐依托互联网全方位开放的优势,成为这种透明精神的一种有效载体并逐步转换成制衡机制。当前,国家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案件越来越呈现出作案群体化、隐蔽化、高智能化,办案线索发现难、突破难等特点,使得违纪违法案件只靠专门机关来调查整治,因受到信息和技术水平等各方面的限制而效果式微。而网络以其开放性、广泛性、互动性特质将反腐的主体扩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了专门机关单打独斗、发现线索和取证困难的现状。网络将政府运作的一切信息都曝光在阳光之下,使得腐败行为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反腐治贪的视野和范围也因此而不断扩大和深化。现在,不仅土地房地产、金融保险、工程建设、进出口和税收征管等传统领域,而且教育、医疗、社保、扶贫、移民等领域也都进入网络反腐的范围。网民的议政热情和无所不在的锐利眼光使得网络监督的触角涵盖各行各业,全民反腐使得腐败在网络时代无处可藏。从“表哥”到“房爷”,从“不雅视频”到“情妇门”,从“空饷门”到“黑社会”,……,众多腐败官员的相继落马无不与网络曝光有关。对于腐败官员来说,“网民强大的曝光能力和聚焦所形成的影响力,似乎已成为一种噩梦般的威胁”[5],而不得不警言慎行,更加严格地执行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网络以其对贪腐的举报、惩治效率和警示震慑作用而在反腐败斗争中越来越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6]59。通过将公共权力运作的过程、机制和信息置于亿万网民面前,督促政府官员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网络反腐正在改变传统上下脱节的权力运行异化困局,实现权力运行的本性回归和规范运作,使得腐败无力可为。通过监督和确保公共权力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运作,督促政府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网络反腐必将因此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最终巩固和夯实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1.3 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提升公民民主能力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艰难处境。而国家的政治体制究竟如何改革,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民的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可以说,国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网络反腐以其广泛的匿名参与、高度的人身安全和极低的政治危险等特质,给予国民民主意识、素质和能力锻造的机会和实践。一方面,网络的技术特点使其是一个高度互动、灵活及去权力化的媒体,网络以其平等交互性特征突破了国民政治参与在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上的障碍,现实社会中诸如民族、种族、职业、性别、年龄、学历等因素在网络的世界里不再成其为影响国民政治参与的桎梏。“网络具有一种‘再造’和‘遮蔽’作用,能够把人的身份随意进行修饰涂抹。”[7]23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国民再无现实世界的高低贵贱之分和思想顾虑,可以自由地对政府官员的贪腐事件进行检举、揭发、举报与评论。网络反腐因为国民的广泛参与进而有助于锻造和强化国民的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等民主意识。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透明性、互动性,为公民提供了更为自由、即时的意见表达空间,更是以其匿名性消解了国民害怕打击报复的后顾之忧,促使国民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心真实意愿参与社会事务和对党委政府政务管理的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活动,网络反腐突破了普通公众很难直接获得民主实践演练机会的现实窠臼,在网络领域上提供给公众一个直接参与政务、监督政府的公共手段和平台,对公众进行民主政治的实战训练。通过发动和参与网络反腐,公众可以习得如何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掌握诉求表达和捍卫的方法和技巧。因此,网络反腐作为公民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不仅具有提升反腐的实效,健全社会监督体系的现实功用,更具有培育公民民主意识,提升公民民主能力,推进我国政治发展的作用。